史學的產生，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人們創造出來曆法和文字，二是人們曆史意識的發展。有了曆法和文字，人們才能準確地記事，並使其得以保存和流傳。而人們曆史意識的發展（歸根到底，它隨著曆史的發展而發展），才使曆史記載的不斷豐富成為可能。
商代甲骨文是目前已經確認的中國最早的文字，它因刻於龜甲、獸骨之上而被稱為甲骨文。甲骨文記事的內容，多是殷、周奴隸主貴族貞卜的記錄，故又稱卜辭。殷代卜辭所反映的年代，自盤庚遷殷迄於殷的滅亡，所記以農事、戎事、祭祀方麵的內容較多，它們作為檔案被儲存起來，具有官方文書的性質。除甲骨文外，殷朝晚期至戰國末年，還有金文的流傳。金文因是鑄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故又稱鍾鼎文；鍾鼎為貴族所用禮器，故金文又稱青銅彝銘。現存彝銘，以屬於西周時期的最為重要；所記主要內容，反映了當時王臣慶賞、貴族糾紛、財產關係等方麵的情況。彝銘多存於官方，也有官方文書的性質。卜辭記事，短的隻有幾個字，長的可達百餘字；金文記事，從百字上下，直至五百字之多。卜辭、金文同史學產生的關係更密切了，它們所記雖然多是當時的事情，但已包含了後來出現的曆史記載所必不可少的幾個方麵，即時間、地點、人物、活動，因而可以看作曆史記載的萌芽。金文中還常有“其子子孫孫永寶用”的話，反映了一種自覺的曆史記載意識的滋生。
作為官書，卜辭和金文還隻是初步的形式。比較發展的官書形式，是經後人匯集起來而稱為《書》、《尚書》（指今文《尚書》28篇）中的若幹篇。《尚書》也是較早的文字記載，所記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尚書·商書》中的《盤庚》篇記盤庚遷殷這件大事，是寫成最早的一篇。《尚書·周書》中的周初八誥即《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反映了西周征服東土，加強對殷舊族控製的曆史過程[13]。在性質上和形式上同《尚書·周書》相近的，還有《逸周書》中的《世俘解》、《克殷解》、《商誓解》，可信為西周初年的記載。《尚書》以記言為主，多屬於殷王、周王的誥訓、誓詞；但它在表述一件事情上已顯示出略具首尾的規模，如《金縢》、《顧命》分別寫出了金縢藏書、啟書的經過和成、康交替的細節，是這個發展階段很有代表性的曆史記載。《尚書》在史學萌芽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創造性，還在於它發展了金文中的自覺的曆史意識，同時還提出了曆史鑒戒的思想。《酒誥》反複講到“罔（無）敢湎於酒”和“荒腆於酒”，是殷代所以興、所以亡的重要原因，提出了“人無於水監（鑒），當於民監”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