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孔子開創私人講學的風氣，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麵。在這同時，孔子以魯國國史（即《魯春秋》）為基礎，參照周王朝和列國國史，撰成《春秋》一書[18]。司馬遷概括孔子作《春秋》的情況說：
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19]
司馬遷把這段話寫在《十二諸侯年表》的序文中，是要著意於突出《春秋》產生的時代條件，上承孟子說的“詩亡然後春秋作”的見解，並有所發揮。
從司馬遷說的“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來看，周王朝及各諸侯國的國史即所謂“史記舊聞”確有相當的發展與積累，這是春秋末年至戰國時期，各種私人曆史撰述得以出現的重要原因。《春秋》以魯國紀年記春秋時期大事，上起魯隱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首尾242年，每年都有史事記載[20]。《春秋》記事，按年、時、月、日順序記載，反映出編年史的特點。這樣規範的編年體史書，在中國史學上是首次出現。
《春秋》所記內容，主要是周王朝和各諸侯國的政治、軍事活動，以及一些自然現象，書中還涉及當時各族的關係。《春秋》在編撰體例和表述要求上的特點是“屬辭比事”[21]。屬辭，是遣詞造句，綴輯文辭；比事，是排比史事。它們都以嚴格的義例思想為指導，對後來史學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春秋》在撰述思想上的特點是尊“王道”，重“人事”。尊王道，就是遵周禮及周禮所規定的等級秩序。重人事，就是著重記載了春秋時期的政治、軍事活動及其得失成敗，既沒有《雅》、《頌》中的神靈氣氛，也沒有國史中的怪異現象，這跟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22]是互相吻合的。《春秋》是最早擺脫天與神的羈絆的史書，在曆史觀點的發展上有重要的意義。《春秋》產生於王室衰微、大國爭霸的時代，所以孟子說它所記“其事則齊桓、晉文”[23]。同時，《春秋》對於當時和後世也有很大的影響，它跟社會的關係，經孟子、司馬遷等思想家、史學家的闡發而深入人心。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24]司馬遷進一步解釋說：“《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25]在說明史學的社會教育作用方麵，這些闡述在中國史學上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