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約五個半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曆史是在社會動**、諸侯紛爭、變法迭興中發展和前進的。對於這一時期的社會進步，人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秦始皇在完成統一事業之後，在總結曆史經驗方麵有一點是認識得很深刻的，即他認為“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30]。因此，他采納了李斯的建議，不為封國而設郡縣。這在曆史認識和政治實踐上都是一件大事。秦始皇巡視天下，群臣刻石記功：“普天之下，專心揖誌。器械一量，同書文字。”“皇帝並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31]秦的統一和在全國實行郡縣製，確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秦始皇並沒有把認識、總結曆史經驗的事情繼續做下去，而用“焚書坑儒”的辦法來統一思想，演出了“非秦記皆燒之”的悲劇。
劉邦作為楚漢戰爭中的勝利者，他在建立西漢皇朝以後，起初也沒有認識到總結曆史經驗的重要。劉邦的高明之處，是他適時地接受了陸賈的“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的啟發，命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於是，陸賈“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32]。可以想見，劉邦君臣為鞏固統治而如此重視總結曆史經驗，這在當時是何等莊嚴深沉而又富有生氣的場麵！這種場麵，就其深刻的思想意識和曆史影響來看，都是秦始皇君臣刻石記功所不能比擬的。這裏可以略見其發展的必然之勢。
秦漢的政治統一，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曆史影響。這種政治統一對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推動了大一統思想的發展。漢初思想家對秦朝速亡曆史教訓的總結及其與現實結合所作的思考，大大豐富了人們對曆史的認識，促進了曆史觀點的進步。這兩點，對於史學的發展都有直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