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漢宣帝時《史記》麵世後，漸次為學人所重。除元帝、成帝年間有褚少孫補寫《史記》所佚之篇外，兩漢之際，續者蜂起，補《史記》所記武帝太初以後史事者，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36]，而以班彪最有成績。班彪“家有賜書，內足於財”[37]，“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38]，撰《太史公書》“後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卒於官，他的未竟之業由其子班固所繼承。
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北）人。後史稱他“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39]。其實，班固受家學影響最深。東漢明帝時，班固任蘭台令史，參與撰成《世祖本紀》。後來他又撰王莽末年、東漢初年史事，得列傳、載記28篇。隨後，明帝命其“終成前所著書”，他撰寫《漢書》的事業由此被朝廷認可。班固用了20餘年時間，至漢章帝建初年間，大致完成全書。其中，《天文誌》及諸表由其妹班昭，以及馬融續成。
《漢書》包括12篇紀，8篇表，10篇誌，70篇傳，共100篇（後人為其作注，析為120篇）。《漢書》在編撰上有三個特點。
第一，以西漢皇朝興衰為斷限，突出了皇朝史的特點。班固和他父親班彪，以五德終始說為依據，反複申言“劉氏承堯之祚，……唐據火德，而漢紹之”[40]，“漢紹堯運，以建帝業”[41]。班固明確表示不讚成司馬遷《史記》對西漢曆史的寫法，認為這是把西漢史事“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而大大貶低了。因此，《漢書》的斷限“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包括西漢一代史事；認為新莽政權的出現隻是“遭漢中微”的一個曆史插曲，與秦國“同歸殊途”。班固又以“書”名漢史，意在仿效《尚書》之義，希望《漢書》對於漢朝來說，也是一種“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42]的關係。這是秦漢大一統以來，皇朝意識不斷增強在曆史撰述上的突出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