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多途發展的氣象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史學出現了大發展的趨勢。這個大發展的趨勢，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多途發展，後一個階段是隋唐時期史學在大發展中出現的新轉折。而史家撰寫“正史”的**則把這兩個階段緊緊地連接在一起。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封建王朝的迭起、對峙，以及大規模的民族遷移活動，還有門閥地主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活躍和中外交通的發展等曆史特點的影響，由於思想領域中經學發展的相對削弱和《史記》、《漢書》在傳播中不斷擴大了史學的影響，史學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出現了多途發展的氣象。它的具體表現是：撰史風氣旺盛，史家輩出，史書數量劇增、內容豐富、種類繁多。這是秦漢時期的史學不能比擬的。
撰史風氣旺盛反映在許多方麵。首先，從“正史”撰述來說，由於《史記》、《漢書》傳播日廣，影響日大，史家爭相仿效，累朝不絕。自西晉陳壽著《三國誌》後，“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52]。其次，從“古史”撰述來說，自東漢末年荀悅撰成《漢紀》一書，“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53]，編年體史書也進一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而西晉時期《竹書紀年》的出土，更引起了轟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54]編年體史書也是一時著家蜂起。最後，從“雜史”撰述來說，雜史主要指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作者當時聞見，二是抄撮舊史。關於前者興起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湣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至於抄撮舊史受到重視，是因“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55]的緣故。此外，如“霸史”的撰述，是因為西晉末年以後，“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56]；如“雜傳”的撰述，是因為人們不能滿足於“正史”所記的人物，故對於“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對於“耆舊節士”、“名德先賢”的一方人物，甚至對“鬼物奇怪之事”，皆“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眾，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57]。還有製度的專史，如職官、儀注、刑法等，也都受到人們的重視而廣為撰述。東晉南北朝時，推重門閥，譜牒之書，大行於世，成為曆史撰述的一個門類，等等。所有這些，反映了撰史之風的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