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對於曆史評論的重視和評論，自漢代以後，反映得越來越突出。司馬遷是重視曆史評論的，他的《史記》的史論有很高的思想價值和史學價值。不過，由於曆史見解的迥異，他的曆史評論也遭到後人的激烈的批評。班彪批評司馬遷“論議淺而不篤”，他說：“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67]班固《漢書·司馬遷傳》，所說大致與此相同。這表明，班氏父子在評論《史記》時，是很重視司馬遷的史論的。這也顯示出了馬、班的異趣。
《後漢書》著者範曄對於史論的格外重視，反映出史家曆史評論之自覺意識的進一步增強。這從他《獄中與諸甥侄書》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寫道：
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讚於理近無所得，唯誌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嚐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誌，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複未果。讚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68]
從史學批評的理論來看，這段話是很重要的。一是範曄首次提出了“評論”這個範疇。聯係上下文來看，他說的“評論”指的就是曆史評論。二是範曄認真研究和比較了前人的史論，認為班固雖然“最有高名”，實則“於理近無所得”，而對於賈誼《過秦論》則甚為仰慕。三是他對於自己所撰的史論有充分的自信，尤其是雜傳論和類傳論，甚至不比《過秦論》減色，更無愧於《漢書》的後讚。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史論提出了“精意深旨”、“筆勢縱放”兩條標準，前者指史家的思想，後者指史家的文采。二者結合，才能稱得上是傑出的史論。四是他認為史家“因事就卷內發論”是非常嚴肅的事情，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即對曆史作出恰當評價的作用。這一認識，反映出史家崇高的曆史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