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曆史撰述一定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而史家的精辟的曆史評論，也自然會成為人們傳誦、研究的對象。
史論藝術的價值具有廣泛的社會性。一個突出的標誌是，它曾被作為一種文體看待，其傑出者則被作為範文廣為流傳。南朝梁人昭明太子蕭統所輯的中國最早的文學總集《文選》（亦稱《昭明文選》），其中專立“史論”一目。卷四十九《史論上》，收入班固《漢書·公孫弘傳》讚、幹寶“晉武帝革命”論、《晉紀·總論》、範曄《後漢書·皇後紀》論共四首史論；卷五十《史論下》收入範曄《後漢書》二十八將論、《宦者列傳》論、《逸民列傳》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恩幸傳》論共五首史論。兩卷計收入史論九首，而範曄《後漢書》占了四首，這也可證明他對自己所作曆論的評價並非吹噓之詞。
《文選》為什麽要收入史論文字？蕭統在《文選·序》中講到了這個問題。他寫道：
至於記事之史，係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
這裏指出了史論與一般文學作品、各類文章的不同，而輯者之所以要收入這類文字，是著眼於“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尤其考慮到大凡傑出的史論，都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蕭統看重史家對於“事”即史事的沉思，對於“義”即史識的表達，看重這二者的結合，這是他的卓見。《文選·序》末了說：“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史分途的情況下，史論能夠作為一種文體而受到重視，這充分反映了史家在史論藝術上所達到的成就之高。蕭統說的“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同範曄提出的“精意深旨”、“筆勢縱放”，雖語出文、史兩途，而其義實則一致，這不是偶然的。《文選》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它對於史論的重視，在推動人們關注和探討史論的發展方麵，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