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班固父子從自己的曆史見解出發，對《史記》都有尖銳的批評，但他們對司馬遷對待曆史事實的嚴謹態度則給予充分的肯定。班彪論司馬遷說：“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61]班固則稱：“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62]這個評論不僅對《史記》是重要的，而且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
誠然，“實錄”是以“事實”為前提的。嚴肅的史學家和史學評論家，始終不渝地堅持這個前提，他們從不同的方麵作出了努力和貢獻。中晚唐時期，史家之重視事實的自覺性日漸強烈。李肇撰《唐國史補》，他在序中表明：“言報應，敘鬼神，征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他把“紀事實”放在撰述的第一位。曾經擔任過皇家史館修撰的思想家李翱寫過一篇《百官行狀奏》，指出人們寫作行狀應當“指事說實”，以存信史。他尖銳地批評說，“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以致“善惡混然不明”，以此入史，則“荒穢簡冊，不可取信”。他強調說，史氏記錄，須得本末，主張行狀之作“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63]。行狀，是記述死者世係、郡望、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盛行於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以下。“國史”中的列傳，往往多據行狀而作；行狀失實，則“國史”難以取信。李翱提出的批評和“指事說實”的命題，在曆史撰述的實踐上和史學批評的理論上，都是有價值的。政治家、史學家李德裕還就修史體例奏準皇帝，提出“實錄”（按指“國史”的主要依據）中多載“禁中之語”和大臣“密疏”，實為不妥。認為：“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皆須眾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佞，便載史筆，實累鴻猷。”至於大臣“密疏”，“言不彰其明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實難取信”。建議今後撰寫實錄，“所載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守公，愛憎之誌不行，褒貶之言必信”。[64]這裏講的言論“須眾所聞見”，章奏“須朝廷共知”，是強調了史家撰史所據此類史料的公開性，即可考察性，以避免曆史撰述中“事多紕繆”的弊病。李翱和李德裕所提出的批評與建議，在行狀和實錄備受重視的時代，是有重要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