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後期，西方進化論逐步傳入中國，被一些思想家所接受，並使其同中國古代變易觀點和樸素的進化觀點結合起來，形成了曆史變革思想。這是中國近代在曆史觀念上出現的新的變革，使中國史學在曆史觀念上具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內涵和形式。
中國古代史家論“勢”和“理”，包含了深刻的曆史進化觀點，他們論曆史階段、國家起源、郡縣製優於分封製、“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等一些重大曆史問題時，也反映出了這種樸素的曆史進化觀點。這種樸素的曆史進化觀點，在理論形式上還沒有比較係統的闡述，在具體運用上，就多數史家來說，還缺乏比較明確的自覺意識。當然，更重要的是受到曆史進程本身的影響，故這種古代史學上的樸素的曆史進化觀點，不可能發展到如同產生於歐洲的那樣的進化論。
十九世紀產生於歐洲的進化論，是關於事物按照量的積累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逐漸向前發展的理論，它包括宇宙無機物的進化、生物和社會的進化等自然曆史過程。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一些來華的傳教士和洋務企業的譯書機構，對進化論有一些片斷的介紹。中國思想家中，康有為、譚嗣同是較早受到進化論影響的人物，而嚴複則是在介紹和闡述西方進化論方麵最有貢獻的人物。康有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禮運》的“大同”、“小康”思想，同進化論結合起來，闡說他的具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性質的曆史進化理論，作為他主張變法、建立君主立憲製的理論基礎。他在《論語注》中說：“人類進化，皆有定位，自族製而部落，而成國家，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正君臣，由君主而漸至立憲，由立憲而漸至共和。”“蓋自據亂進為升平，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他一方麵強調“驗之萬國國”，一方麵認為“孔子之為《春秋》，張為三世”，就是推進化之禮而為之。他在《大同書》裏又說：“神明聖王孔子，早慮之憂之，故三統三世之法，據亂之後，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這就是康有為把中國“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禮運》同西方進化論結合起來而形成的進化思想。同時，康有為又在這種進化思想中注入《周易》的“變通”思想，從而把它同維新變法結合起來，提出曆史必變的觀點。他說：“易者，隨時變易。窮則變，變則通。”“中國今日不變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227]變，是時勢之必然，是國家命運所必需，“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228]。在康有為這裏，西方進化論被賦予了中國的形式，而中國變法維新則不僅從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中找到曆史根據，尤其是從西方進化論中找到了理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