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批判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早在先秦時期，在中國最早的一些史家即史官那裏，已經開始萌發出曆史批判意識。這裏，有兩位史官是要特別提到的，一位是西周末年的太史史伯，一位是春秋末年晉國的史官史墨。
周幽王八年（前774年），鄭桓公為周王室的司徒，私下同史伯議論“王室多故”的問題，史伯提出“王室將卑，戎、狄必昌”的看法，並從曆史和現實的結合上來論證他的這個看法。他認為：
（周王室）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後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225]
史伯以“和”與“同”的差別這一哲理為根據，分析了周王室的曆史與現實，在政治上的形勢不同，先王與今王在個人修養和治國舉措上的不同，指出了周王室“必弊”的趨勢，史伯所說的這一番話，包含著明顯的曆史批判的因素。在他看來，“和”與“同”的差別，是影響到政治明暗、天下盛衰的根本性問題。他從這一點出發，來審視周王室的曆史和現實，並提出了王室“殆於必弊”的認識，正反映出了他的批判精神。
春秋末年晉國史官史墨的認識，比史伯又進了一步。他所說的“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三後之姓，於今為庶”[226]的話，不僅完全肯定周王室衰敗的現實趨勢，而且還從更長的曆史過程即夏、商、周的更迭來看待朝代興亡的曆史趨勢，以及諸侯興衰的趨勢。這種對曆史的解釋已經包含了若幹規律性的認識了，因而顯示出更明確的曆史批判意識。史伯和史墨，是中國史學上曆史批判意識產生時期的先驅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