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評價曆史人物方麵，古代史家曆來注意曆史評價和道德評價二者的區別與聯係。上文舉出的關於君主論的幾種見解：荀悅論“六主”，著眼於曆史評價；魏徵論“明君”、“暗君”、君主“十思”，著眼於道德評價；司馬光論君主的“道”、“德”、“才”，是顧及曆史評價和道德評價的結合。
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論》，是專論帝王之書，而著重於擇其明者可為規範、昏者可為鑒戒的君主進行評論。下麵一段評論，涉及對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之關係的認識：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內，可謂晉之明主乎？
這裏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麽樣的君主稱得上是“明主”？虞世南認為，隻有“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的君主，才可稱為“明主”。根據這個標準，他認為晉武帝算不上“明主”。
顯然，所謂“立德”，講的是道德標準；所謂“立功”，講的是功業標準。對於君主來說，“立德”不止是個人的道德修養，還要顧及與個人道德修養有關的政治行為；“立功”無疑指對於社會曆史所作的貢獻。用“立德立功”的標準，或者用司馬光的道、德、才的標準，去評價曆史上的君主，應當說這是一個很高的標準。因此，從司馬光以下，史學家們對於前朝的君主一般都不以“明主”相許，嚴肅的史學家甚至對本朝有作為的君主也不輕許以“明主”、“明君”的稱號。還有一種情況，即便是在“功”與“德”兩方麵都有可稱者，但尚未達到“可大可久”的程度，似也不能以“明主”相許。《帝王略論》即有此例：
公子曰：陳文、宣二帝，功德雲何？
先生曰：梁季版**，江東凋殘，編戶齊人，百不遺一。武帝經綸草創，而享祚不永，方隅猶阻，代敵未夷。文皇聰明睿智，纂承洪緒，群賢畢力，宇內克清，爵賞無偏，刑罰不濫，政事明察，莫敢隱情。國史以為承平之風，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弘廣，推心待總，可謂寬仁之主焉。[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