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家在講到曆史進程或曆史轉變的時候，往往要提出“時”、“勢”、“時勢”這樣的概念；他們在評價曆史人物時，也往往會提到這些概念。可以說，這是中國古代曆史觀念中常用的範疇。
柳宗元反複論證“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192]。蘇軾認為：“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193]在他們看來，“時”和“勢”是客觀存在，人們不能製造它，隻能認識它和利用它。“聖人”的一個高明之處，就是“能不失時”。這裏講的，是“聖人”同“時”、“勢”的關係。“聖人”以外的大多數人，也同“時”、“勢”、“時勢”有關係，也是在把握“時”、“勢”、“時勢”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有許多人被時勢造成“英雄”，成了曆史上的傑出人物。
時勢造就了傑出人物，這是中國古代史家曆史觀念中的一個重要方麵。司馬遷在闡述《史記》的內容和體裁的時候，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就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194]司馬遷是要向人們說明，能夠被他寫入“列傳”的古往今來的曆史人物，都是一些善於把握機遇，即“不令己失時”，從而“立功名於天下”的人。或者說，司馬遷是要提醒讀者，他寫的這些“列傳”，是著重寫出形形色色的曆史人物是如何去把握時機，“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不論是何種情況，司馬遷都強調了“人”對於“時”的主動性。所謂“不令己失時”，就是表明人在“時”的麵前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人是可以去把握“時”的。他寫劉敬“脫挽輅一說，建萬世之安”，就是寫出了劉敬把握了漢皇朝如何確定定都這個“時”。他寫叔孫通“卒為漢家儒宗”，就是寫出了叔孫通“製禮進退，與時變化”，沒有錯過時機。因此，在司馬遷的曆史觀念中，人是具有主觀的創造性的，這種主觀的創造性往往會成就驚天動地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