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曆史人物評價的一個方麵，古代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君主論，多誇大了君主的曆史作用，即誇大了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這是一種典型的“英雄”創造曆史的曆史觀念。同這種觀念相近但又並不完全相同的，是強調各種人才在曆史上的作用。
司馬遷在評論劉敬、叔孫通的時候，這樣寫道：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挽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製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185]
司馬遷所引用的這段俗語，以“千金之裘”、“台榭之榱”來比喻，說明夏、商、周三代的曆史存在不是“一士之智”可以達到的。這個樸素的比喻，包含了進步的曆史觀念，即曆史不是一個人可以創造出來的，它需要許多人的才智參與創造。這裏並沒有說到民眾參與創造曆史，但顯然已不同於對君主作用過分誇大的那種曆史觀念。它強調的是眾人的作用。
在司馬遷的曆史哲學中，這個認識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引用這段俗語是很自然的事情。通觀《史記》，司馬遷所肯定的，豈止是劉邦創立帝業時手下的大將、謀臣，豈止是“建萬世之安”的劉敬、“為漢家儒宗”的叔孫通。在司馬遷的曆史觀念中，他是充分肯定了人在曆史活動中的作用，從帝王將相到遊俠、傭耕，從儒林學人到工商業者，都在他的視野之內，都在他的評價之列。司馬遷的人物論，實已遠遠超出“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或“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的範圍。這在古代史學上是難能可貴的了。
基於上述觀點，魏徵在《隋書》史論中稱道李諤等人各有所長，“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眾星”[188]，充分肯定他們各自在某個方麵的專長和作用。魏徵誇獎李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協讚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189]，高度評價了李德林的才華出眾及其在隋皇朝建立過程中的作用。魏徵突出地表彰了隋朝在南下滅陳、統一全國的事業中的將領，指出：“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190]他讚歎他們在這曆史性的事件中所發揮的極不平凡的作用。總之，魏徵認為，一個強大的、統一的隋朝的建立，本是各種各樣人才發揮作用的結果，並非“一士之略”所能成功的。由於他們在曆史上都作出過貢獻，因而他們的事跡將“留於台閣”，不可磨滅，並不因為隋朝的滅亡而使這些“北辰之眾星”失去光輝。魏徵能夠用這種觀點去評價前朝的曆史人物，的確是十分難得的。同時，他也希望鞏固唐代開國元臣的地位，充分肯定他們的曆史功績。唐太宗以淩煙閣為名臣圖形，應當說就是基於與魏徵相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