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往的史學，正是中國現今史學的起點。從曆史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史學隻有在批判繼承中才能創新，才能發展。在世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二十一世紀，批判地借鑒外國史學積極成果，固然是發展中國史學重要的條件；而批判地繼承中國史學的優秀遺產，更是發展當今中國史學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國史學史表明：史學的發展，一則取決於時代提供的條件，二則取決於對以往史學的批判繼承。這是一個基本規律。章學誠在論述中國曆史著作的體裁與思想的發展脈絡時指出：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10]
這段話表明：有的史書在體裁上變化很大，而在思想上則前後相承；有的史書在體裁上前後相承，而在思想上則相去甚遠。可見在批判繼承中會有種種不同的情況出現，但批判繼承前人的成果，則是史學發展中的共同現象。
章學誠在論述通史撰述的發展時又說：
……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誌》作焉。統前史之書誌，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司馬光《資治通鑒》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蕭，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