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史學上，人們對多民族國家曆史的認識，常常是同認識它的曆史源頭或它的民族象征聯係在一起的。而黃帝、炎帝就是這個源頭，這個象征。
在中國曆史上，秦漢、隋唐和元代，是政治上大一統時代的幾個突出代表，也是曆史上多民族不斷遷移、組合而走向新的融合的幾個大時代。這幾個時期的史學發展，鮮明地反映出炎黃和炎黃文化精神的民族凝聚作用。
司馬遷著《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而《五帝本紀》又以黃帝居其首。這對於太史公司馬遷來說，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司馬遷寫曆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61]。那麽，“通古今之變”這個“古”從哪裏開始呢？這是司馬遷首先碰到的一個大問題，是史書撰寫中“正其疆裏，開其首端”[162]的大事。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寫道：“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這一段話，明確地規定了《史記》的上限與下限。關於下限，自不待言；關於上限，司馬遷為什麽要從黃帝寫起呢？他在《史記·五帝本紀》後論中對此作了認真的說明。司馬遷這樣寫道：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儒者或不傳。餘嚐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係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