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秦漢起作為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其客觀曆史過程是複雜的，人們的曆史認識過程也是複雜的。西晉時期，麵對不斷內遷的各族和複雜的民族矛盾，江統提出了《徙戎論》，可以看作是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曆史認識過程之複雜性的一個突出的實例。《徙戎論》多達2000餘字，《晉書·江統傳》全文收錄，可見它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
《徙戎論》的主旨是強調“《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觀念，對春秋戰國、秦漢、三國以來的民族關係的發展作消極的評價，進而提出“徙戎”的主張。江統寫道：
夫蠻夷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製，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穀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舃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
…………
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徙戎論》的曆史性錯誤主要有三條。第一，對春秋戰國以來民族關係的曆史作主觀的、消極的以至錯誤的評價，認為夷、夏本不應有種種聯係。因此批評漢光武帝對待羌族“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是錯誤的政策，又說曹操對待氐族“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權宜之計，一時一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第二，對“四夷”所持的偏見。這種偏見在春秋時期就出現了，但也不斷受到人們的批評，晉國魏絳和戎的主張和孔子對待夷族的態度，都批評了這種偏見。第三，是不承認民族關係的現狀，並企圖以強力來改變這種現狀，甚至認為關中之地根本不應有戎狄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