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諸夏”、“諸夷”與多民族的曆史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秦漢以後則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史學以其獨特的路徑影響著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個方麵，史書對於多民族曆史活動的記載成為曆代正史的內容之一，從而對於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第二個方麵，史書對於西周、漢、唐這些盛大朝代的曆史記載，既作為史學的形式又作為文化的形式，影響著周邊少數民族曆史文化的發展。
《春秋》、《左傳》這兩部最早的編年體史書，記載了諸華或諸夏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多民族的活動及其相互關係的曆史。盡管人們在夷、夏關係上存在種種不同的認識，但對於各族在一個共同的曆史舞台上從事征伐、會盟而建立起來的聯係，人們都是承認的。晉國統治者回顧春秋前期的曆史，稱秦、狄、齊為“三強”[148]。秦國在穆公時“用由餘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149]，西戎成為秦國政治實體的一部分。而晉國在悼公時采納魏絳“和戎”主張，造成了“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150]的政治局麵，在晉文公稱霸之後晉國“於是乎始複霸”。春秋末年，在魯國，季孫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151]。像這樣一些各族間的重大活動和密切聯係，當時的史官多有記載，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史家還記下了孔子較早地注意到各族在文化上的聯係的史實。周景王二十年（前525年），魯昭公設宴招待郯子，有人問郯子：“少暤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對答如流，說出了許多典故。“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152]。孔子說的“學”不僅僅指官製，而是一個含義很廣的文化概念。孔子曾產生了要到“九夷”地區去居住的想法，或許與此事有關。《論語·子罕》記：“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這反映了孔子對於各族間的界限有一種很開闊的認識。這些，都是有關多民族活動的曆史舞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