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初人討論興亡之後，三國以下，論者蜂起。這一方麵是由於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皇朝更迭頻繁，另一方麵是由於“風行萬裏”的隋皇朝的驟興驟亡，從而使這個問題的討論始終具有突出的現實性。三國魏人曹冏的《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的曆史經驗教訓，分析曹魏麵臨的現實問題，指出：“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根深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135]作為魏的宗室，曹冏已預感到曹爽、齊王芳將麵臨“疾風卒至”、“天下有變”的局麵。西晉陸機的《辨亡論》兩篇，寫出了三國孫吳興亡的曆史。作者作為吳國的遺民和名將陸遜的後人，對吳國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了：“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136]這裏說的“合其參”、“舍其參”，是指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因素對於政治興亡的關係。東晉史家幹寶的《晉紀·總論》嚴肅地剖析了西晉滅亡的原因，認為它“創基立本”不廣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風、政風、世風的“**僻”，人們“恥尚失所”，則是其敗亡的直接原因。他指出：“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137]這裏著重講了社會風氣跟政治得失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