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家論朝代興亡，到王夫之著《讀通鑒論》達到極致，他提出“諛臣”、“積聚”、“風教之興廢”與興亡的關係，是著眼於從人、物、世風三個方麵來揭示興亡的原因。
（一）指出了托國於諛臣則亡，國無諛臣則存
他指出：“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托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況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托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為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124]這是從秦、漢論到宋、明，闡述有無諛臣、君主是否“好諛”對於國之存亡的關係。他進而指出：“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為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為榮，大禍臨前而猶以為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125]這是把是否有諛臣與國之存亡的關係，作更廣泛的認識，認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與焉，而好諛為最。”[126]
（二）指出了不重“積聚”、“無總於貨寶”與政治統治的關係
他舉了一個人們很熟悉的事例：“漢王（劉邦）之入秦宮而有豔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為富家翁邪？’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範增曰：‘此其誌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127]樊噲以幽默的口吻批評了劉邦，劉邦大度地接受了批評，這涉及漢初治國方略，文景之治、武帝之盛都與此有關，實未可小看。王夫之由此通觀曆史，指出：“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饑寒以死。……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誚，尚知懲乎！”[128]他著重指出的，還是“積聚”與政治得失的關係，如西晉末年，劉聰攻占洛陽，執晉懷帝，百官無一死者。而當初有人提出暫避洛陽的建議，公卿們不同意，並以“效死以守社稷”為借口。王夫之辨析說，這一方麵是公卿們擔心失去“尊榮”；另一方麵則是因為他們“久宦於雒，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顧，弗能捐割”。他接著引用《尚書·盤庚》中的話並發表感慨說：“故《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總其心於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軀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杖節死義乎？”王夫之在鞭笞這類公卿的同時，也稱讚了唐玄宗於危難之中“度越尋常”的見識。安史之亂起，玄宗將奔蜀，楊國忠建議焚毀府庫，玄宗說：“留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姓。”王夫之認為：“其輕視貨貝之情，度越尋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他對北宋時“汴京士庶擁李綱以歡呼者”，提出不同於一般看法的見解，認為其中不能排除“不忍捐其雞豚甕缶”之情，以致“肝腦塗地，妻子為俘”[129]。在他看來，樊噲的富翁之誚對於政治的得失，實在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故反複予以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