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史觀既是一種古老的曆史觀念，又是在它盛行的年代決定其他許多觀念的基本觀念。因此，隨著曆史的變化，“天命”史觀的動搖，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會發生一係列的變化。比如在殷人篤信“天命”的時候，他們認為“上帝”這位至上神其實也是殷人的祖先神，因有這種雙重關係，殷人可以不必擔心他們的統治會發生什麽變化。而到了周人滅殷而起，便認為“天命靡常”了，所以提出“明德”來爭取“天”的好感，以保持周人的統治。然而，到了西周末年，人們終於對“天命”失去了信心，人們開始從人事方麵去尋求社會變化的答案。正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人們對社會變化作出了新的思考。
春秋末年，晉國大夫趙簡子同史官史墨談到魯國的形勢時，有一段對話：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穀，深穀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30]
史墨可能是趙簡子的家臣，不是晉國國君的史官，所以他的這番談話講得很大膽，可以視為當時的一篇大文章。史墨的這篇講話，首先指出了一個事實，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前者世世代代放縱安逸，後者世世代代勤於政事，人民忘掉了國君而擁護季氏，不是很自然的嗎。其次，由這一事實出發，史墨講到一個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即“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社稷沒有固定不變的祭祀者，君臣沒有固定不變的地位，自古以來就是這樣。所以虞、夏、商三王的子孫們在今天成為平民，這是並不奇怪的。《詩·小雅·十月之交》不是說“高岸為穀，深穀為陵”，大地都會發生變化嗎？那麽，世間發生變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