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活躍，大國爭霸，戰爭頻仍，社會動**。麵對這樣的現實，人們既對“天命”有所懷疑，也就不能完全去以“天命”來解釋社會現象，而要尋求新的解釋，它至少是對“天命”的補充形式。這種尋求自然地引導著人們從人事本身解釋社會現象，有的思想家、政治家則破天荒地提出了與“天道”相對立的“人道”。
史家在《國語·周語下》中記了這樣一件事：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犫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犫之譖。
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
單子仔細分析了“晉君之容”，認為他“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在目、足、口、耳“不可不慎”的四個方麵中，晉侯已在兩個方麵表現出不妥，故必致禍。至於“三郤之語”，“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他們都是居於高位之人，又加上這“三怨”，誰能忍受得了呢！後來，“三郤”果然被殺，而晉厲公本人也被臣下所弑。
單子從“見晉君之容”、“聽三郤之語”而判斷他們必定招致大禍，或許有過分誇大之處，但問題的實質並不在這裏，而在於他回答魯成公的問題時，完全避開了“天道”，而著眼於“人故”。“故”，韋注曰：“事也。”所謂“人故”，就是人事。值得注意的是，當魯成公提出問題時，即已考慮到“天道”與“人事”兩個方麵的可能性，可見當時人們對於“人事”的思考已不是個別現象了。而單子的回答則幹脆排除了“天道”的因素，隻談人事，這就從事實上否認了隻有“天道”能決定人間禍福的傳統觀念。這件事情的重大意義是，人們在認識社會現象時，明確提出了“人事”這個觀念，這無疑是“天命”史觀籠罩下人類對自身作用之認識的較早的精神覺醒。就《國語·周語下》的這段記載來看，聯係到下文單子所論諸事都一一發生，可能有後人附會之嫌。但《國語》成書於戰國時期，即使出於後人附會，其“天道”、“人事”觀念的提出，也是相當古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