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發展起來，並逐步成為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主流。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倡導並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觀察曆史，故其曆史研究方法是強調理論與方法論的統一。其顯著特點，是重視社會經濟生活在曆史運動中的基礎作用。1920年，李大釗發表了《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認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76]郭沫若研究中國曆史，先致力於社會史的探討，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後致力於學術思想的闡釋，寫出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也是遵循這個方法的。郭沫若在1945年寫的《十批判書·後記》即《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一文中，回顧了他的治學道路和治學方法，從中可以窺見這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者在治史方法上的發展過程。他寫道：
我是生在過渡時代的人，純粹的舊式教育在十二三歲時便開始結束，以後便逐漸改受新式教育。……
在日本的學生時代的十年期間，取得了醫學士學位，雖然我並沒有行醫，也沒有繼續研究醫學，我卻懂得了近代的科學研究方法。在科學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尤其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
……為了研究的徹底，我更把我無處發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銅器銘文的探討上麵。這種古器物學的研究使我對於古代社會的麵貌更加明了了之後，我的興趣便逐漸轉移到意識形態的清算上來了。[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