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的曆史研究方法
中國古代史家重視治史方法。上述史家對曆史文獻的整理和利用，就是治史方法的一個重要方麵。近人陸懋德於1943年撰成《史學方法大綱》一書，他在自序中寫道：
司馬遷稱孔子作《春秋》，“約其文詞，去其繁重，以製義法”。吾國史學史法之興，此其始矣。自是以降，作者日多。左氏本之以述《左傳》，司馬氏師之以著《史記》，其尤章章者也。唐人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是為專言史法之始，內篇以論史體，外篇以評史料，其言備矣。至北宋而有司馬光之《通鑒考異》，至南宋而有李心傳之《舊聞證誤》，至前清而有崔述之《考信錄》。時代愈近，鑽研愈細。而其辨說亦愈密矣。諸家之方法，不為不精，然皆散見於議論批評之內，尚未及列舉條文，以便初學，故學者苦之。[34]
這一段話，是近代史家對傳統史學之方法的較早的概括。其中，有幾點認識是很有價值的。第一，司馬遷把孔子作《春秋》的方法總結成12個字，即“約其辭文，去其繁重，以製義法”[35]，認為這是中國古代史學之方法的發端。所謂“約其文詞”，是精練而隱約曆史文獻的文字表述；所謂“去其繁重”，是刪去曆史記載中那些重複的和次要的內容；所謂“以製義法”，是確定對史事上的評價和表述的體例。這就是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36]的方法。其後，《左傳》和《史記》，也都繼承了這個史學方法。第二，劉知幾著《史通》，“是為專言史法之始”，著重討論的是史書的體裁、體例和對有關曆史文獻的批評。第三，中國古代史家之方法是很精到的，隻是“皆散見於議論批評之內，尚未及列舉條文”罷了。陸懋德所提出的這幾點認識，大抵近是，而古代史學之方法的遺產，當然比這裏所說到的要豐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