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曆史文獻的繁富
一、曆史文獻的積累
中國史學源遠流長，不曾中斷，這同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有密切的關係，也同中國曆史文獻的豐富積累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曆史文獻的積累，有三個方麵的重要途徑：一是官府檔案文書的積存，二是曆史撰述的日增，三是史書以外的各種撰述的發展。
官府所存檔案文書，是中國最早的曆史文獻。從殷墟卜辭和金匱藏書（《尚書·金縢》），可知在殷周時期，人們對於檔案文書的積存、保管已有自覺的意識。周代的彝銘，也是借著青銅禮器的流傳保存銘辭的一種形式。官府檔案文書還有其他一些形式，《周禮·春官》說：“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係世，辨昭穆。”鄭注說：“誌，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誌，《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係世，謂帝係世本之屬是也。”賈疏說：“雲奠帝係者，謂定帝係世本；雲辨昭穆者，帝係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邦國之誌和帝係世本，也是官府所保管的曆史文獻。在各諸侯國，也有官府所保存的曆史文獻。《左傳》昭公二年（周景王五年，前540年）記：“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大史氏掌管曆史文獻，韓宣子在那裏見到許多曆史文獻並大有感慨地發表了議論。不僅僅與周王室關係密切的魯國如此，即使是被認為文化比較落後的楚國，也十分重視曆史文獻。楚國大夫申叔時曾列舉可以用來對太子進行教育的曆史文獻，有春秋（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韋昭注，下同）、世（先王之世係）、詩、禮、樂、令（先王之官法、時令）、語（治國之善語）、故誌（所記前世成敗之書）、訓典（五帝之書）等[1]。這些事實說明，從殷周王朝到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官府對於文書檔案和其他曆史文獻的積累是一直延續下來並在不斷地擴大著範圍。秦漢之際，天下紛擾，劉邦率軍攻入秦都鹹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劉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2]。這件事情說明，從秦漢統一皇朝以下，曆代封建統治者越來越重視文書檔案及各種曆史文獻的積累、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