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史書應有統一的體例，這是反映完整的史事，貫徹作者著述思想的表現形式。所謂統一的體例，主要是從史書的整體和全局著眼的；如果從它的部分和局部來看，還須有一定程度的靈活運用。
劉知幾和章學誠是善言體例的兩位史家，但他們對體例的理解和運用並不是很一致。劉知幾的《史通》一書主要論說體例，是一部優秀的專講史法的著作。但劉知幾稱說體例有個明顯的弱點，即往往脫離具體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來講體例，因而難免產生過分拘泥於體例的看法。例如，他不讚成司馬遷為項羽立本紀、為陳勝寫世家，他不恰當地對“正史”中的書誌的斷限進行指摘，他主張史書記事不當載言，史表可以廢棄，還說自注是作者“誌存該博，而才闕倫敘”[46]的表現，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的這個弱點。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一書，從形式上看，它稱說體例似不如《史通》來得係統，但它反映出來的關於體例的見解，卻是《史通》所不及的。這主要表現在，章學誠強調體例的重要，是跟他的不應為體例所拘、講求變通的主張相一致的。他稱讚司馬遷的《史記》“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故“名姓標題，不拘義例”[47]。他論紀傳體史書說：“紀傳之最古者，如馬、班、陳氏，各有心裁家學，分篇命意，不可以常例拘牽。”[48]可惜後世學人“轉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他讚揚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是“臭腐亦複化為神奇”，可以仰追《尚書》，也是因為它“因事命題，不為成法”[49]。他的這些看法，植根於這樣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50]重視體例，但絕不是要使曆史來適合體例的規定，而是努力使體例能更好地表述曆史變化。章學誠的這個思想是很可貴的，這是他和劉知幾在體例思想上的主要不同之處。[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