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和注釋也是史書中的組成部分，也都各有一定的體例。這裏說的議論，是史家對史事、人物的評論；注釋，是史家對史書內容和字句的解釋。
議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關於史事的，這是一種獨立的史書體裁，上一節已有論列；另一種形式是劉勰所說的“讚”和“評”，“讚者明意，評者平理”，總的目的是為了“辨史”[34]。這後一種議論，不是獨立存在的史書體裁，而是在敘述史事的基礎上的讚和評，即史書所包含的論讚部分。
史書之有論讚，由來已久，名目也很多。劉知幾說：“《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雲公羊子、穀梁子，《史記》雲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讚焉。”[35]這裏所舉的十幾種名稱，都是作者對有關史事和人物的議論，或是“明意”，或是“平理”，都離不開總結事之成敗，評論人之善惡，集中反映了作者的見解和旨趣。
古代史家大多很重視史書中的議論。範曄自稱：他撰的《後漢書》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而篇末讚語，“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36]。像他這樣欣賞甚至誇耀自己史論的史家，史學史上並不多見。不過，這確實說明範曄對議論的重視。《漢書》的史論，曆來是受到推崇的。範曄認為，“古之著述及評論，殆可少意者”，然“班氏最有高名”[37]。劉勰稱讚《漢書》十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38]。劉知幾誇獎《漢書》論讚“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39]。如果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史記》的史論，是更應當受到重視的，本書已有多處引證和闡述。此外，《資治通鑒》裏的“臣光曰”，也有不少精彩的議論。議論的基本要求，是所論不能離開史實；否則，就會成為“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40]的誇誇其談。宋人洪邁說：“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41]這話說得好。近人撰寫的史書，其議論部分，大多采取夾敘夾議的形式。也有采用書前總論，在自序、緒論中對所述史事作總的評論；或采用篇後論，如“簡短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