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中的載言、載文和征引，也各有體例。言，指當時人所說的話。文，指的是當時人寫成的文字成品。征引，是引用別人有關史事的敘述或評論，不屬於當時的言和文。劉知幾《史通》的《載言》、《載文》、《言語》等篇，有論到載言、載文的體例。他從記言、記事這兩種古老的體例出發，認為“言、事有別”，人物傳記隻可記事，不可載言。他主張仿紀傳體之書誌體裁，以文辭另立“章表書”、“製冊書”，專以記言。他這裏所說的言，其實是文，同《載文》所說的並無區別。《載言》、《載文》於言、文沒有嚴格界限。但劉知幾的基本傾向還是明確的，即不主張在人物傳記裏寫入大段的言和文，批評《史記》、《漢書》中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上錄言，罕逢載事”，指摘《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子虛》等賦，《漢書·揚雄傳》載《甘泉》等賦，《後漢書·班固傳》載《兩都賦》、《馬融傳》載《廣成頌》，是“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無裨勸獎，有長奸詐”。《史通·言語》在載言方麵提出另一個體例上的要求，是“時人出言，史官入記”，即語從其實，提倡口語。他不讚成“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主張在載言上不失天然。劉知幾的這些意見和設想，並不都是可行的。章學誠說：“唐劉知幾嚐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仿表誌專門之例，別為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為善矣。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31]所以，他主張在紀傳中仍有適當的載言和載文，而將大量的文辭另外編集成書，謂之“文征”。他主編的《和州文征》，包括奏議、征述（含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諸體）、論著、詩賦等內容。這是對劉知幾上述主張的重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