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製體史書，以典製為中心，記述曆代典章製度及其因革損益。它以分門別類為表述上的特點，曾被稱為分門書。典製體史書從紀傳體史書中的書誌分離出來，發展為獨立的體裁。中國古代史學上第一部有影響的典製史是唐代史家杜佑所撰的《通典》。這部200卷的巨著奠定了典製體史書的基礎，成為編年、紀傳二體之後又一種重要的史書體裁。《通典》分為九門，即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每門之下有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細目。它在內容上的處理和表述上的特點是，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下至唐代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13]。典製體史書是記事（典製）、記言（論議）相結合的新的發展形式，它擴大了曆史撰述的領域。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全書348卷，分為24門，較《通典》有所增益。《通典》和《文獻通考》都是典製體的通史，後人把它們同《通誌》合稱“三通”。《通誌》200卷，是南宋人鄭樵所撰，它是紀傳體史書，其典製部分稱為“略”。從性質上說，《通誌》是繼承《史記》的事業，屬於紀傳體通史。“三通”都有續作，至清代而累計為“十通”，但它們在內容上和斷限上都有明顯的差別。采用典製體而又明確以斷代為書的，是會要形式的出現，它以專詳一朝典章為特色。唐德宗時蘇冕撰《會要》100卷，記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典製；唐宣宗時楊紹複又有續作。這類書宋人為之最勤。五代北宋之際，王溥在蘇、楊二人撰述的基礎上，補宣宗以後事，撰成《唐會要》。這是會要中最有價值的一部。王溥還撰有《五代會要》。南宋徐天麟撰《西漢會要》和《東漢會要》，也都是比較重要的撰述。宋代還設有“會要所”，修撰本朝會要，卷帙浩繁，可惜原書久佚。清人徐鬆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有關材料，編為《宋會要輯稿》366卷。這是反映宋代典章製度的重要資料，也是現有會要書中卷帙最多的。清人撰的會要書也不少，有姚彥渠的《春秋會要》，孫楷的《秦會要》，楊晨的《三國會要》，朱銘盤的南朝宋、齊、梁、陳四朝會要，龍文彬的《明會要》等，其價值都趕不上唐、宋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