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多途發展，以及這一時期史書數量和種類的劇增，都為史書在文獻分類中的獨立準備了條件。從三國至唐初，中國古代文獻的分類和著錄，清晰地反映出了史書獨立的過程。
曹魏時期，鄭默編製目錄書《中經》。西晉荀勖在繼承《中經》的基礎上，撰成新的目錄書《中經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塚書》”[2]。這是中國文獻目錄史上最早的四部分類法，從中已可見到史書歸於丙部，是一個獨立的部門。這同《七略》與《漢書·藝文誌》相比，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此後，古代文獻的分類經過四分法與七分法的反複出現，史部書的地位愈來愈顯示出其重要性。其中，東晉李充、南朝阮孝緒在確定史書整體地位及史書內部分類上，有特殊的作用。李充在東晉任著作佐郎（一說大著作郎），整理典籍，“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眾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3]。李充所撰的目錄書，同《中經簿》相比，是將原來乙部、丙部的書對換了位置，即史部書升到了四部書的第二位。
繼承文獻的七分法的，在南朝有王儉和阮孝緒。宋後廢帝時的秘書丞王儉，撰有四部書《目錄》，又別撰《七誌》。《七誌》包括：《經典誌》，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諸子誌》，論今古諸子；《文翰誌》，紀詩賦；《軍書誌》，紀兵書；《陰陽誌》，紀陰陽圖緯；《術藝誌》，紀方技；《圖譜誌》，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梁武帝時，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欲，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術數；六曰《佛錄》；七曰《道錄》”[4]。《七錄》與《七誌》相比，其中一個明顯的不同，是重新恢複史書的獨立地位，並總其名為《記傳錄》。阮孝緒在論到這一點時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