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書內容的不斷豐富
一、史書從屬於經書時期
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文獻目錄書是《漢書·藝文誌》，從中可以知道，不論是在人們思想上還是在文獻著錄的形式上，都存在著一個史書從屬於經書的時期。西漢末年成、哀時期，即公元前一世紀末葉，中國曆史上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由皇家組織的文獻搜求和整理工作。史載：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複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1]
這次大規模整理文獻的成果，匯總在《七略》之中。其中，《輯略》是總論，即關於“諸書之總要”。其餘六略，著錄各類文獻。《七略》今已不存，但《漢書·藝文誌》原是根據《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而成，故其大致保存了《七略》的麵貌。
檢閱《漢書·藝文誌》，史書並無獨立地位。我們隻是在“六藝”類的“春秋”家的後麵，見到有關史書的著錄，它們是：《國語》、《新國語》、《世本》、《戰國策》、《奏事》、《楚漢春秋》、《太史公書》（即《史記》）、《太古以來年紀》、《漢著記》、《漢大年紀》等。不論是“六藝”類的大序，還是“春秋”家的小序，都沒有論及這些史書；這些史書，隻是作為《春秋》經傳的附庸而被著錄的。
從這樣一個事實出發，我們不妨追溯司馬遷所提出來的“成一家之言”的抱負在學術史上的價值。他說的“成一家之言”，不獨是《史記》的成一家之言，實則也是力圖使史學成一家之言。《史記》、《漢書》的先後問世和廣泛流傳，以及東漢時期史學的發展，史學的“成一家之言”終於成為事實。因此，史書從屬於經書的狀況，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開始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