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官製度
一、先秦時期的史官
中國古代史官建置甚早，這是中國素以史學發達著稱於世的原因之一。據《周官》、《禮記》等書所記，三代所置史官名稱甚多，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別。史官職責亦各有異：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誌，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曲禮上》還說：“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這說明史官對所記之事是有選擇和有區別的。在最早的古代曆史文獻之一《尚書》中，有多處提到“冊”與“典”。如《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和典，當是兩種官文書，有不同的性質和內容，有不同形式的體製，其詳情尚有待研究，它們同史官職掌是有關係的。《尚書》中還多處記載了“史”或“太史”的活動，如《金縢》稱：“史乃冊祝。”《顧命》稱：“太史秉書，由賓階，禦王冊命。”《立政》稱：“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史官在這裏要參與冊祝、秉書、決獄等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還有一種神職的性質。史官的這種性質，一直延續到春秋時期。從確切的文獻記載來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曆史見識的史官。《國語·鄭語》記他同鄭桓公論“王室將卑，戎狄必昌”、諸侯迭興的談話，是先秦時期很有分量的政論和史論。周代還有一位史官叫史佚，也受到後人的推崇。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也都有自己的史官，這是同西周末年以後各國國史的撰寫相關聯的。《左傳·昭公二年》記晉國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說明史官又有保管曆史文獻的職責。春秋時期著名的史官，晉國有董狐、史墨，齊國有齊太史、南史氏，楚國有左史倚相。董狐以不畏執政而被孔子稱為“古之良史”，孔子盛讚其“書法不隱”的精神；齊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樣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訓典，以敘百物”，又“以朝夕獻善敗”於楚君，使楚君“無忘先王之業”，而被譽為楚國一“寶”[1]；他是一位知識淵博、通曉治亂興衰之理的史官。處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對曆史變化有深刻認識的史官，他說過這樣的名言：“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穀，深穀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2]這些史官的思想和業績，對中國史學的發展都有不小的影響。又如“君舉必書”[3]這樣的優良傳統，也是在春秋時期逐步形成的。隨著各諸侯國政權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戰國時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貴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晉大夫趙簡子的家臣，他的職責是“墨筆操牘，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4]。晉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筆事君”[5]。秦、趙史官，又有禦史之名。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秦王、趙王會於澠池。秦禦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趙禦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6]秦國還有太史令之職，史載，秦太史令胡母敬以秦篆撰《博學》七章[7]。先秦史官，名稱繁多，職掌亦甚廣泛，由漢至唐，又有許多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