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承秦製，至武帝時置太史令，以司馬談任其職。談卒，其子司馬遷繼其任。司馬氏父子，是為西漢著名史官。遷卒，知史務者皆出於他官，而太史不複掌史事，僅限於天文曆法職掌範圍。這是古代史官職責的一大變化。漢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宮中置女史之職，以記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東漢因之。後世以“起居”作為史官的一種職掌和名稱，與此有很大關係。東漢時，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蘭台令史之職撰述國史。三國魏明帝置史官，稱著作郎，隸屬中書；晉時，改稱大著作，專掌史任，並增設佐著作郎8人，隸屬秘書。南朝宋、齊以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齊、梁、陳，又置修史學士（亦稱撰史學士）之職。十六國、北朝，大多設有史職，或有專稱，或雜取他官；其體製、名稱，多源於魏、晉而有所損益。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史學形成多途發展的趨勢，而皇朝“正史”撰述尤為興盛，故史官當中，名家輩出，被譽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8]。其間，關於起居之職，魏、晉以著作兼掌。北齊、北周，著作、起居二職逐步分開。隋煬帝時，以著作如外史，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內史。
唐代，因正式設立了史館，史官製度乃趨於規範化。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著名政治家房玄齡、魏徵、朱敬則，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吳兢，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韓愈，著名詩人杜牧等，都先後參與過史館工作，並擔任了各種修史職務。自史館設立而以宰相監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罷史職，這是古代史官製度的又一重大變化。唐初，於門下省置起居郎，後又在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分為左右，對立於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時也曾稱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館，以備修史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