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的近代化趨勢，是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中國曆史形勢的驅動下發生、發展的，因而具有非常明顯的時代特征。
（一）救亡圖強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
這突出地表現在史家們對邊疆史地和外國史地的研究方麵。鴉片戰爭前，龔自珍曾著《西域置行省議》一文，反映了他對邊疆事務的重視和遠見。鴉片戰爭後，研究邊疆史地的人多了起來，其中以張穆、何秋濤、姚瑩最為知名，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帶有民族危機的時代緊迫感。
張穆（1805—1849年）的代表性著作是《蒙古遊牧記》16卷。他以10年之功撰成前12卷，“末四卷尚未排比”他就去世了，後經何秋濤以10年之功補輯而成，並校閱了全書，於鹹豐九年（1859年）刊刻行世。《蒙古遊牧記》以方域為骨骼，以史事為血肉，記述了內外蒙古自古代迄於道光年間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作者自序說：“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紀之。首敘封爵、功勳，尊寵命也；繼陳山川、城堡，誌形勝也；終言會盟、貢道，貴朝宗也。詳於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綴古通今，稽史籍，明邊防，成一家之言也。”書中詳載土爾扈特部“走俄羅斯，屯牧額濟勒河”，而在順治、康熙年間“表貢不絕”，並最終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渥巴錫時“挈全部三萬餘戶內附”的動人史實，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愛國思想，對世人也有極大的啟示。祁寯藻在為此書寫的序中，論述了蒙古所處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本書的價值，反映了此書所具有的時代意義。
何秋濤（1824—1862年）的邊疆史地研究著眼於中俄邊界，曾撰《北徼匯編》6卷。鹹豐八年（1858年），他在此書的基礎上擴大範圍，增益為80卷，並奉旨“繕寫清本”進呈，於次年由軍機處呈遞，鹹豐賜名《朔方備乘》。這書的重要價值，是它考察了東北、西北等地的邊疆沿革、攻守形勢和中俄關係的曆史。書中的《北徼界碑考》、《北徼條例考》、《北徼喀倫考》、《俄羅斯館考》、《俄羅斯學考》、《雅克薩城考》、《尼布楚城考》、《庫頁附近諸島考》等篇，以豐富的史實，詳明的考據，闡述了中俄邊界的曆史和現狀。作者對於自己的這些撰述有一個明確的認識，“邊防之事，有備無患”，“哈薩克之外，惟俄羅斯為強國，然則邊防所重，蓋可知矣夫”，“西北塞防，乃國家根本”[43]。這樣的認識貫穿於全書之中，反映了作者的遠見卓識和愛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