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在社會大變動中的分化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自此以後，外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紛至遝來，對中國進行侵略。原有的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的發展，加上中華民族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矛盾，中國社會進入了空前的大變動時代。在這個大變動的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傳統史學在內）本身在發生變化，而中國傳統文化以種種不同的方式同西方文化的接觸則加速了這一變化的進程。在這種曆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中國史學出現了分化的局麵，隨著近代化的趨勢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不斷走向科學化道路。
自明末至清前期，中國史學已出現了嬗變的端倪。當東西方之間“道德的原則”同“發財的原則”終於發生激烈的衝突，從而把古老的中國卷進空前的危機的境地時，這種嬗變的端倪便發展成明顯的分化趨勢。這種分化的趨勢，一方麵表現為傳統的史學以其深厚的根基，還在延續著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麵表現為在民族危機的震撼下，人們對於曆史和現實重新思考並萌生了新的曆史觀念。這兩個方麵，各以古老的傳統和時代的脈搏反映著當時中國的曆史，也反映了清代後期中國史學發展的特征。
中國傳統史學在清代前期經曆了一個總結性的發展之後，在清代後期還有一個發展上的餘波，並在二十世紀初結束了自己的曆史。傳統史學的延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清代前期史學的延續。清代前期的史學，除前文已經論到的各家外，還有馬驌的《繹史》160篇，顧棟高《春秋大事表》50卷，謝啟昆《西魏書》24卷，吳任臣《十國春秋》140卷，邵遠平《元史類編》42卷，汪祖輝《元史本證》50卷，錢大昕《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誌》等；還有畢沅主編的《續資治通鑒》220卷，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53卷，穀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80卷，阮元的《疇人傳》46卷，浦起龍的史注《史通通釋》等。這些書，大多屬於重修、補作。清代後期，這方麵的撰述陸續有所問世。其中，關於前朝史撰述，有魏源的《元史新編》95卷，洪鈞的《元史譯文補證》30卷（內缺10卷），屠寄的《蒙兀兒史記》160卷，這3部書在內容、文獻、體例、文字表述上把蒙古族與元朝曆史的撰述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有夏燮的《明通鑒》，以接《續資治通鑒》；還有李銘漢的《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110卷，李有棠的《遼史紀事本末》40卷、《金史紀事本末》52卷，補《通鑒紀事本末》以下曆朝紀事本末之闕。關於曆史人物傳記匯編，有錢儀吉所輯《碑傳集》（初名《百家征獻錄》、《五百家銀管集》）160卷，又卷首2卷、卷末2卷，全書分為25類，收錄自天命至嘉慶六朝200餘年中2200餘人傳記，並注明材料來源；有繆荃孫所輯《續碑傳集》86卷，凡22類，收錄自道光至光緒四朝元90年間1100餘人傳記。這兩部人物傳記匯集內容豐富，有文獻上的價值。還有羅士琳的《續疇人傳》、諸可寶的《疇人傳三編》、黃鍾駿的《疇人傳四編》，它們跟阮元的《疇人傳》都有科學史上的價值。清代後期在曆史文獻學方麵，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合校水經注》都是史注名作；湯球在史書輯佚上成果頗多。此外，在方誌、野史筆記方麵的撰述也相當豐富。倘若孤立地看，傳統史學在清代後期的延續，成績是可觀的；如果全麵考察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趨勢，則不難看出傳統史學確已是強弩之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