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自唐宋以後，開始出現了走向社會深層的趨勢，這一趨勢到了明代尤為明顯。
（一）方誌與稗史
明代的史學，在官修史書方麵，以浩繁的實錄和《元史》的撰修最有影響；在私人著史方麵，王世貞、李贄、王圻、焦竑和談遷等，是為名家。這些都占有很重的分量。而方誌撰述的興盛和稗史的空前增多，以及反映社會經濟史方麵著述的繁富，還有史學在通俗化方麵的發展和曆史教育更廣泛的展開，顯示出了明代史學進一步走向社會深層的趨勢和特點。
方誌出自官修，受到各級官府的普遍重視，具有廣泛的社會性；稗史撰於私家，作者和著述的大量湧現，都是空前的。它們在明代史學發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國的方誌起源於漢代[19]，至元明清走向全盛。明代方誌撰述，處在這個全盛時期的中間階段。據近年出版的《中國地方誌聯合書目》著錄，明代方誌有900多種，而其實際撰述之數自然比這要大得多。
明皇朝對全國區域總誌編纂的重視，是方誌迅速發展的推動力之一。洪武三年（1370年）、十六年（1383年），永樂十六年（1418年），先後頒發了編集、撰修全國總誌的詔書和條例。條例規定誌書內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廊、鎮市、土產、貢賦、風俗、戶口、學校、軍衛、郡縣廨舍、寺觀、祠廟、橋梁、古跡、人物、仙釋、雜誌、詩文，促進了方誌編纂的規範化。其後，景泰七年（1456年）撰成的《寰宇通誌》，天順五年（1461年）撰成的《大明一統誌》，皆依兩京、十三布政使司編次，分記有關內容。全國總誌的頻頻編纂和伴之以不斷向地方的“征誌”，推動了府、州、縣誌的撰修，形成了“今天下自國史外，郡邑莫不有誌”[20]。不少州、縣的誌，又不斷改修、增修，修誌已成為一項社會性很突出的工作。從通誌（省誌）至府、州、縣誌，反映了明皇朝疆土管理的行政係列，此外還有反映軍衛係列的衛誌的撰修。這是明代方誌之社會性的一大特點。[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