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學的繁榮與嬗變
一、史學的繁榮
宋、遼、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時期，中國古代史學經曆了從發展走向繁榮和從繁榮趨於嬗變這兩個重要階段。繁榮，以兩宋史學為代表；總結與嬗變，以明清之際和清代前期史學為標誌。遼、金、元時期，多民族史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而明代史學的特點，則顯示出史學走向社會深層的趨勢。
兩宋史學，在通史、當代史撰述和曆史文獻學方麵都有突出的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學術史和史學批評方麵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是古代史學走向繁榮的時期。《資治通鑒》、《通誌》和《文獻通考》是宋代與宋元之際史學上影響最大的三部著作。其繁榮表現在以下方麵。
（一）通史著作的成就
《資治通鑒》，北宋司馬光（1019—1086年）主編，劉恕、範祖禹、劉攽分撰，最後由司馬光刪削、修訂成書。全書294卷，編年記事。上限起自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前403年），以示“周雖未滅，王製盡矣”；下限迄於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以銜本朝國史。是一部包含了1362年史事的編年體通史巨著。同時，司馬光還撰有《資治通鑒目錄》30卷，“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資治通鑒考異》30卷，以明史料取舍之故，與本書相輔而行。《資治通鑒》繼承了《春秋》、《左傳》、《漢紀》、《後漢紀》、《統史》等書的傳統和優點，把編年體史書發展到成熟階段。
《資治通鑒》記事連貫而豐贍，擴大了編年體史書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的容量。所記內容以政治、軍事、民族關係等為主，兼及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和重要曆史人物。在豐富、紛繁的曆史內容中，司馬光“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而特意詳述，以達到“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1]，為現實提供借鑒的目的。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認為，《資治通鑒》包含了“君道”、“臣誼”、“國是”、“民情”等多方麵內容，說明它在曆史借鑒方麵有廣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