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經曆了多途發展的曆程。隋唐五代時期，史學在發展中出現了幾個新的重要轉折。第一個轉折，是皇家正式設立了專門的修史機構——史館，完善了史官製度，開展大規模的官修史書活動，並完成了第二個轉折，即史學家自覺意識的增強，史學批評趨於成熟，史學發展進入了更富於理性特色的階段。第三個轉折，是明確地提出了史學的經世致用目的，深化了對史學社會功能的認識。第四個轉折，是通史著作的複興和新的史書體裁的出現。第五個轉折，是曆史筆記的勃興。這幾個新的重要轉折，從不同的方麵反映了這個時期的社會麵貌和史學特點，並對後來的史學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正式設立史館和規範官修史書活動
隋朝作為統一的皇朝，對推動史學發展沒有太多的作為，但有兩件事情是應當提到的。第一件事，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81]這是表明皇家要壟斷修史，魏晉以來私人修史之風的勢頭顯然受到抑製。第二件事，是“《漢書》學”的興盛。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漢聖”。楊汪學於劉臻，後為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為一時之盛況。蕭該、包愷更是《漢書》學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82]。這兩件事，反映出隋皇朝統治者的曆史意識的強化。
唐皇朝曆史意識的強化是另一種表現形式。唐高祖以宏大的氣魄，下詔修撰梁、陳、魏、齊、周、隋六代史，為唐代史學發展奠定了格局。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設史館於禁中，複詔諸大臣修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紀傳同時修成，唐太宗表示，秦始皇“焚書坑儒”、隋煬帝“尤疾學者”，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83]。五代史紀傳是：《梁書》56卷，紀6卷，傳50卷，姚思廉（557—637年）撰。《陳書》36卷，紀6卷，傳30卷，姚思廉撰。《北齊書》50卷，紀8卷，傳42卷，李百藥（565—648年）撰。《周書》50卷，紀8卷，傳42卷，令狐德棻（583—666年）、岑文本（595—645年）、崔仁師撰。《隋書》55卷，紀5卷，傳50卷，魏徵（580—643年）、顏師古（581—645年）、孔穎達（574—648年）等撰，其史論及梁、陳、齊三史總論皆出於魏徵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