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承擔著求真與經世的雙重使命，這是中國史學的第三個優良傳統。
史家之角色意識與社會責任，至少在兩個方麵影響著中國史學的基本麵貌，這就是中國史學的求真精神與經世目的，以及其相互間在總體上的一致性。具體說來，史家的角色意識同史學求真要求相關聯，史家的社會責任同史學的經世目的相貫通。這裏，首先來考察中國史學求真與經世的內涵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史學批評家劉知幾認為：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29]
劉知幾把史學工作大致上劃分成了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書事記言”，後一個階段是“勒成刪定”，前後“相須而成”，缺一不可。他認為前一階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博聞實錄”，一要“博”，二要“實”；後一階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俊識通才”，一是“識”，二是“才”。按照劉知幾的思想體係，結合他關於才、學、識的理論來看，“博聞實錄”可以看作“史學”，“俊識通才”包含了“史識”和“史才”。那麽，這裏什麽是最重要的基礎呢？答曰“博聞實錄”是基礎。這是因為，沒有豐富的和真實的記載（所謂“書事記言”），自無從“勒成刪定”，而“俊識通才”也就成了空話。當然，僅僅有了“博聞實錄”，沒有“俊識通才”去“勒成刪定”，也就無法寫成規模宏大、體例完備、思想精深的曆史著作，無法成就史學事業。劉知幾在理論上對中國史學的總結和他所舉出的董狐、南史、班固、陳壽等實例，論證了中國史學是以求真為其全部工作的基礎的。這種求真精神，從先秦史官的記事，到乾嘉史家的考據，貫穿著整個中國古代史學。人們或許會注意到，《史通·直書》篇列舉了唐代以前史學上以“直書”飲譽天下的史家，他們是：董狐、齊太史、南史氏、司馬遷、韋昭、崔浩、張儼、孫盛、習鑿齒、宋孝王、王劭等。他們或“仗氣直書，不避強禦”；或“肆情奮筆，無所阿容”；或“敘述當時”，“務在審實”；等等。這都需要“仗氣”與“犯諱”，顯示了他們大義凜然的直書精神。劉知幾所處的唐代，也有許多堅持秉筆直書的史官和史家，如褚遂良、杜正倫、劉允濟、朱敬則、劉知幾、吳兢、韋述、杜佑等，在求真精神上都有突出的表現。這裏，舉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事例，用以說明在中國史學上求真精神是怎樣貫穿下來的。武則天長安年間（701—704年），寵臣張易之、張昌宗欲加罪於禦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賂以高官，使張說誣證魏元忠“謀反”。張說始已應允，後在宋璟、張廷珪、劉知幾等人的勸說之下，幡然悔悟，證明魏元忠實未謀反。到唐玄宗時，此事已成為曆史事件，吳兢與劉知幾作為史官重修《則天實錄》，便直書其事。時張說已出任相職、監修國史，至史館，見新修《則天實錄》所記其事，毫無回護，因劉知幾已故，乃屢請吳兢刪改數字。吳兢終不許，認為“若取人情，何名為直筆”，被時人稱為“當今董狐”[30]。吳兢雖麵對當朝宰臣、監修國史，仍能秉筆直書與其有關且並不十分光彩的事件，又能當麵拒絕其有悖於直書原則的要求。這如沒有史學上的求真精神，沒有一種視富貴如浮雲的境界，是做不到的。這種董狐精神所形成的傳統，尤其在曆代的起居注、實錄、國史的記述與撰寫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