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還有一個優良傳統，即史家堅守史學的信史原則和功能信念。
史家的角色意識導致了史學的求真精神，史家的責任意識導致了史學的經世目的。我們在考察了角色與責任的一致和求真與經世的一致之後，現在要進一步考察的是：角色與責任的一致，求真與經世的一致，從整體上看，它們之間是否有一種深層的聯係呢？
這種聯係是存在的，正因為這種聯係的存在，才使角色意識導致求真精神、責任意識導致經世目的成為可以理喻的客觀存在。這種聯係就是中國史學上的信史原則和功能信念。
（一）關於信史原則
中國史學上的信史原則的形成，有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孔子說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44]意思是，他還能看到史書存疑的地方。孔子還認為，杞國和宋國都不足以用來為夏代的禮和殷代的禮作證明，因為它們沒有足夠的文獻和賢者[45]。這表明了孔子對待曆史的謹慎態度。後人評論《春秋》說：“《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46]這個認識不拘於某個具體事件，從根本上看，它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司馬遷在論到夏、商、周三代紀年時說：“疑則傳疑，蓋其慎也。”[47]可以認為，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乃是信史思想的萌芽。南朝劉勰概括前人的認識，在《文心雕龍·史傳》中提出：“文疑則闕，貴信史也。”他批評“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顧“實理”的“愛奇”表現，不符合信史原則。這是較早的關於“信史”的簡要論說。對“信史”作進一步闡述的，是宋人吳縝，他這樣寫道：“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舍，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48]吳縝說的“信史”，包括了事實、詳略、褒貶等一些明確的標準，其中所謂“不謬”、“無疑”、“莫敢輕議”雖難以完全做到，但他在理論上對“信史”提出明確的規範，是有重要意義的，它反映了中國史學上之信史原則逐步形成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