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史的任務，是在人們的史學史意識的發展中逐步明確起來的。在中國史學史上，關於這方麵的認識，有漫長而豐富的積累，如：
——班彪的“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這是考察以往的史書。
——劉勰的《史傳》追尋自“軒轅之世”而“至於晉代”的史學蹤跡，並論其作用，評其得失。
——《隋書·經籍誌》對史書的詳細分類、考察源流，開闊了人們對史學的視野。
——劉知幾詳論“古今正史”與“雜述”，以及曆代“史官建置”，這是考察了曆史撰述的發展和史官製度的發展。
——高似孫的《史略》在對史書分類的基礎上，“各匯其書而品其指意”，是一本有批評意識的史學簡史。
——章學誠的考察史學，強調“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突出了對曆史思想和史學思想的重視。
——趙翼在考訂史書的同時，十分關注“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治亂興衰之故”的思考與辨析，高度重視史學與社會的關係等。
可見，古代史家所提出、所關注、所闡述的這些問題，已經把史學史的任務的藍圖描繪出來了。
當然，就中國史學來說，從自覺意識上提出史學史的任務，卻是20世紀以來的事情。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提出，中國史學史應把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及發展、最近史學的趨勢，作為主要的研究任務。此後，中國史家不斷有所探討、發展。30年代，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依劉、章之義例，緯以梁氏之條目，粗加詮次，以為誦說之資”[63]。金著《中國史學史》，基本上是按梁啟超所提出的幾個方麵撰寫的。同時，金毓黻認為，史料的葺錄、保存、考訂、編次，以至傳世行遠，也是史學史所應包含的內容，故於書中“附為敘及”。金著的貢獻，是把史學史的任務更加具體化了，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有突出的草創之功。50年代，劉節講授中國史學史，認為史學史的任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