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辯興亡
史學的多途發展，在曆史思想領域也明顯地反映出來。這個時期的曆史思想突出地反映了時代的特點：因朝代更迭的頻繁而促使人們的興亡之辯，因佛教的盛行而引起人們的神滅、神不滅的論難，因取士製度的需要而推動人們對品評人物的關注。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對當時的史學產生影響。
朝代興亡，始終是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關注的重大問題。從《尚書·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周公是十分關注興亡的，他的一些誥命，都離不開興亡這個主題。春秋時期，有一種流行之說：“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121]可見國之興亡是當時人們十分關注的一個普遍問題。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治亂、興亡是各家學說都要觸到的問題。西漢初年，劉邦君臣從現實到曆史，對興亡成敗有廣泛而深刻的討論。漢初君臣的討論通過《史記》、《漢書》的敘述，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麵對政治動**，社會矛盾尖銳，朝代驟興驟亡的現實，興亡問題再次為人們所關注。三國時期魏人曹冏著《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的曆史經驗教訓，分析曹魏麵臨的現實問題，指出：
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
作為魏的宗室，曹冏已預感到曹爽、齊王芳將麵臨“疾風卒至”、“天下有變”的局麵。
曹冏的政治敏感性是很突出的，但他的曆史見識卻並不高明。他論“五代之存亡”，是著眼於維護分封製。在他看來，夏、殷、周三代曆史長久，是得力於分封製；秦朝二世而亡，是亡在郡縣製。他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