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譜牒和各種名目的別傳的大量湧現出來，是魏晉南北朝史學之多途發展的另外幾個重要方麵。它們同上一節所論列的幾個方麵，都是這個時期社會曆史的特點在史學上的突出反映。地方史的發展，一方麵是政治上不統一和區域經濟、文化發展的表現，另一方麵也是門閥地主注重郡望的表現。民族史的發展，固然同地方史的發展相關聯，但更重要的則是民族關係的重新組合和大規模融合所促成的。關於域外情況和中外交通記述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興盛所推動的。家史、譜牒和別傳的發展，都是門閥的政治要求和意識形態在史學上的表現形式。
劉知幾《史通·雜述》篇說：“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係曆》。此之謂家史者也。”[113]這裏，劉知幾道出了家史的性質，它主要出自“高門華胄”，它的作用是“思顯父母”、“貽厥後來”。但他舉出的揚、殷、孫、陸四例，是把家史同譜牒合而論之的。《隋書·經籍誌》以家史入“雜傳”類（因家史多以“家傳”為名），而以“譜係”自為一類。今從《隋誌》，分而論之。
《隋書·經籍誌》雜傳類自《李氏家傳》以下，至《何氏家傳》止，共著錄家史29種，多為兩晉南北朝人所撰，如《王朗王肅家傳》、《太原王氏家傳》、江祚《江氏家傳》、裴鬆之《裴氏家傳》、曹毗《曹氏家傳》、範汪《範氏家傳》、紀友《紀氏家紀》、明粲《明氏世錄》、王褒《王氏江左世家傳》，等等。南朝梁人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用家傳8種，其中《荀氏家傳》、《袁氏家傳》、《李氏家傳》、《謝車騎家傳》、《顧愷之家傳》等5種《隋書》未著錄。[114]這34種家史，基本上都已不存，其中少數幾種在《世說新語注》中也隻存片言隻語。但是如前文所說，《宋書》和《魏書》的列傳，往往以子孫附於父祖而傳，一傳多至三四十人以至五六十人，從中不難窺見這種家傳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