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紀》30卷，這是一部編年體西漢皇朝史，也是我國史學上最早的編年體皇朝史。它流傳至今，有廣泛的影響。
《漢紀》著者荀悅（148—209），字仲豫，東漢末年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獻帝時官至侍中。《後漢書·荀淑傳》載：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漢紀》記事起於劉邦之興，訖於王莽之敗，而以班彪著《王命論》、班固撰《漢書》事為殿，以明本書主旨及其之所由來。荀悅在《漢紀》卷一開宗明義說明撰述此書的原則和方法是：“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119]他又在書末指出：“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120]這裏著重交代了兩點：一是改紀傳體為編年體（“列其年月，比其時事”），一是綜合凝練（“撮要舉凡，存其大體”）。其總的要求是“通而敘之”、“通連體要”，“以副本書”。荀悅也提出了自己的曆史編纂思想，認為：“夫立典有五誌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121]這表明，荀悅《漢紀》一方麵是忠實於班固《漢書》的思想，如取材的嚴謹，全文引用《漢書》帝紀讚語，尤其是在書末全部照錄了班彪的《王命論》，等等。另一方麵，荀悅也在編撰中闡發了自己的曆史見解，這突出地反映在他為《漢紀》撰寫的三十多首史論（即“荀悅曰”）中。荀悅說的“達道義”，是以儒家“三綱”為核心的，認為“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為典經”[122]。他說的“彰法式”，是要維護漢皇朝的成規，中心是維護皇權。如認為漢廢分封之製“以為縣治民”，本是為“強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可是現今“州牧號為萬裏，總郡國，威尊勢重”，這是“近於戰國之跡，而無治民之實”[123]。他說的“通古今”，一個重要的方麵是著意考察西漢皇朝政治統治的得失。他在《元帝紀下》中論述了“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跡可得而觀也”的見解，曆數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幾朝朝政的利弊，進而闡發了教化和刑法的關係是“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然後用於正矣”。他還提出了“六主”、“六臣”的看法，“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認為“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124]這顯然是暗示君臣們各自“對號入座”，在漢獻帝被挾至許昌的當時，發如此議論是要有相當的膽識的。荀悅結合秦漢之際曆史，分析“立策決勝之術”有三條：形、勢、情。認為：“形者，言其大體得生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誌可否之意也。”[125]這是把客觀形勢同人的心理、誌向結合起來考察“立策決勝之術”，是看到了主客觀因素對曆史活動的影響。荀悅強調用人的重要，他甚至公然批評為史家歌頌的漢文帝在這方麵的失誤，認為：“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僚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周勃）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豈不痛乎！”[126]，等等。從荀悅的這些史論來看，它們有兩個共同的特點。第一，表明作者對於政治統治和曆史經驗之密切關係的十分重視；第二，表明作者對於曆史的見解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因此，荀悅的史論不同於班固史論的空泛說教，而上承司馬遷史論的“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遺風。範曄稱頌《漢紀》“辭約事詳，論辨多美”，應是中肯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