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漢書》是秦漢時期史學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國古代史學上的巍巍雙峰。其流澤所布，曆盡中國封建社會史學而未竭；其精華所在，直到今天仍有可資借鑒的價值。它們早已成為世界性的史學名著。
除《史》、《漢》以外，秦漢時期的史學還有其他許多方麵的成就。其中比較重要的有：
——《呂氏春秋》和《淮南鴻烈》（《淮南子》）。[130]《漢書·藝文誌》將其列於“雜家”，認為：“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這說明它們討論的內容，表麵看來駁雜，但其主旨卻很明確，即“國體”和“王治”。它們都是大一統曆史局麵形成、發展中的精神產品。關於這兩部書的性質，劉知幾早有評論，認為它們“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131]。在他看來，它們也是“史氏流別”之一。劉知幾的看法是對的，而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則尤其如此。因為這兩部書匯集了從而也保存了極其豐富的古代曆史文化知識：神話傳說、舊史佚文、前人遺語，以及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珍貴資料。在這裏，曆史知識不是以係統表述的形式出現，而是作為社會運用的形式出現或曆史思想的形式出現。這是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麵，先秦、秦漢的史學在這方麵都各有成就。史家稱說呂不韋主持著《呂氏春秋》“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132]；而劉安向漢武帝“獻所作《內篇》[133]新出，上愛秘之”[134]，“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135]等，皆不無道理。
——《楚漢春秋》9篇，西漢初陸賈撰。班彪《太史公書》“後篇”略論說：“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這是當時記述楚、漢間史事唯一的一部著作，是那時的當代史。司馬遷《史記》述楚、漢間事“專據此書”，唯個別史事略有不同。[136]故原書雖佚，尚可從《史記》中見其梗概。陸賈思想，已如前述。其所著《新語》12篇也是當時很有影響的史論和政論，在推動漢初統治者總結曆史經驗、製定基本國策方麵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