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馬遷撰《史記》
時代造就了司馬遷和他的輝煌的史學事業，司馬遷本身也具備了致力於這一事業的主觀條件。
司馬遷（公元前145或前135—約前90[42]），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生於史官世家，父親司馬談（？—前110）在漢武帝建元、元鼎年間（公元前140—前111）任太史令。司馬遷幼時“耕牧河山之陽”，從事輕微的體力勞動。10歲開始誦讀“古文”，即指先秦時期人們用當時的字體書寫的曆史文獻。他的啟蒙老師，想必就是他的父親司馬談。這種家學淵源對他後來的治學道路有極深刻的影響。司馬遷隨父親到了長安以後，曾經向著名學者孔安國請教關於古文《尚書》的疑問，又隨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春秋》公羊學。董仲舒的學術思想對他後來的治學道路也有深刻的影響。
司馬遷生活在富庶、強盛的漢武帝時代，20歲上他開始進行廣泛的漫遊和考察活動：“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43]這次漫遊和考察所得，是他後來撰述活動的很重要的準備。接著他被任為郎中，奉命到過巴、蜀以南，以及邛、笮、昆明等地。這對他了解那裏的風土、人情、曆史，無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太史公職而不得從行，憤懣而死。臨終之前，以史事囑司馬遷。司馬遷決心完成先人未竟事業，這成了他終生的誌向。三年後，他被任為太史令，從而有機會遍讀皇家藏書，為撰史工作做了文獻上的準備。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馬遷參與製定的“太初曆”完成。此後，他即著手於一生中最輝煌的事業：撰述《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