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經過漫長的胚胎、萌芽、生長時期，終於勃然興起了。這個興起的標誌，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在對曆史的認識上，人們初步完成了從曆史是神的安排到曆史是人的活動這一認識的過程。由於夏、商、周王朝的更迭、盛衰，人們對神和天表示懷疑了，而對人事有更多的重視，這在《左傳》中有相當明確的反映；而《戰國策》和《戰國縱橫家書》中，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人們所關注的是土地、人口、物產、權變、謀略、暴力等。隨著曆史的發展，人們對曆史的認識也發展了。盡管天命史觀還會繼續起作用，但它已無法逆轉人們對曆史認識的這個發展趨勢。這是先秦時期人們在對曆史的認識上所邁出的有重大意義的一步。與此相關聯的，是產生了曆史變化和進化的觀點，這種觀點同曆史不變與今不如古相對立而成為戰國時期變法活動的理論根據之一。
第二，在對史學的認識上，人們初步提出對它的社會功能的一些見解，即以史為鑒的見解，“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見解，“疏通知遠”（通過了解曆史而認識曆史前途）的見解，並在運用曆史知識於政治活動和學術活動方麵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成果。這樣，史學活動也就最終擺脫了神職的羈絆而真正成為世俗社會的活動；與此同時，它也從王侯宮廷擴大到更廣泛的社會階層。
第三，在史學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上，已初步出現了多種體裁的曆史撰述，其中編年體史書和記言體史書已獲得相當的成就，紀事本末體和紀傳體以及典製體也都出現了萌芽的形態，還出現了曆表、譜牒、地圖，等等。多種體裁之綜合運用的初步嚐試也開始出現了。有的史書在文字表述上已有較高的成就。
第四，在對待史學活動的認識上，“書法無隱”的精神受到高度的讚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君舉必書”和對於重大史事的記載已成為製度；修撰國史，受到普遍的重視；博采古今，綜合諸家，這一史學發展的新的趨向已顯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