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春秋時期史事的撰寫及口述流傳，是戰國時期曆史學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左傳》最為突出。戰國時期曆史學其他方麵的成就，一是開始注意到對曆史做貫通的考察，二是對於當代曆史巨變的關注。前者如《竹書紀年》和《世本》，後者如《戰國策》和《戰國縱橫家書》。
《竹書紀年》是戰國後期魏國人所撰寫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是現今所知中國史學上最早的具有通史性質的著作。但這樣一部重要著作，自戰國後期作為魏襄王的隨葬品埋入地下，至西晉初年出土，曆時570餘年，卻不為世人所知。它是司馬遷所不曾見到的重要史書之一。
《竹書紀年》的出土，據《晉書·武帝紀》載：鹹寧五年（279）冬十月，“汲郡人不準（不準，人名——引者）掘魏襄王塚，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56]這十餘萬言的古書竹簡裝成數十車送至京師，經束皙、荀勖、和嶠、杜預等人整理、研究，得文獻75篇（內中7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改寫成當時流行的隸書文字。其中，《紀年》12篇[57]，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曆史文獻。
《竹書紀年》原稱《紀年》，亦稱《古書紀年》[58]、《汲塚紀年》[59]。北魏酈道元注《水經》征引此書時使《紀年》與“竹書”連用，於是乃有《竹書紀年》之稱。所記內容，起自夏、商、周，迄於戰國後期。於西周、春秋、戰國，不分記各諸侯國事，獨記晉國（起自殤叔：公元前784—前781），韓、趙、魏三家分晉後又獨記魏國，至魏襄王（哀王）二十年（公元前299）而止，稱襄王為“今王”。此書記事，自莊伯十一年後用夏正，編年相次，文意近似《春秋》。據此，前人多認為它是魏國史書，並可由此推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60]。但此書既可用於隨葬，說明它不一定是正式的國史，而是魏國史官的私人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