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我們就近百年來中國史家風采的時代精神講幾點認識，或許對於我們深入認識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有更進一步的幫助。這種時代精神集中表現在：
——愛國主義。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家，繼承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史學之救亡圖強的優良傳統，把愛國主義精神貫徹於史學之中。梁啟超在1902年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43]。他當時說的這番話，有理有情。在抗日戰爭處於艱苦年代的1940年，翦伯讚寫道：“中國的抗日戰爭之爆發是中國史乃至世界史發展之必然的結果，亦即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間矛盾對立發展到不能和解之必然的歸結。帝國主義之沒落與中國民族革命的因素之成熟，是曆史的辯證，中國的抗日戰爭就正是這一曆史原理之體現。”[44]這反映出了一個史學家對抗日戰爭的深刻的見解和必勝的信心。有些史家憂患於“強鄰肆虐，國亡無日”，乃注重研究邊疆史地。有的史家強調曆史文化的研究，一方麵應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另一方麵應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等等，都從不同方麵反映出近百年來中國史學之愛國主義的時代精神。
——追求真理，關注現實。中國古代史學有求真的傳統，也有致用的傳統，二者是統一的。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繼承了這兩方麵的傳統，並把它們提升到更加自覺、更加理性的高度。梁啟超關於史學同“人群進化”與“公理公例”及其作用的論述，就是這種提升之較早的反映。郭沫若一方麵認為“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當以羅振玉、王國維二人的業績為“出發點”；另一方麵又強調“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45]。可見他們的追求真理，一是史學上的真理，二是以史學上的真理為指導去追求現實曆史運動中的真理，即光明的曆史前途。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史學最終代表了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發展的方向。這是由於它的科學性所決定的，舉例說來，如20世紀20年代，李大釗闡述“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46]；30年代，翦伯讚論述“曆史科學的任務”、“曆史科學之史的發展”等問題[47]；50年代，胡繩著文討論“社會曆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60年代，呂振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回答“怎樣學習曆史”的問題[48]；80年代，侯外廬自序在半個世紀中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原則和方法，反映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信念和追求[49]；90年代，胡繩闡說“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50]，等等，充分地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對追求真理的堅定信念和學術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