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濫觴於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釗）所著《史學要論》一書的出版為標誌。此書討論了什麽是曆史、什麽是曆史學、曆史學的係統、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係、現代史學的研究及對人生態度的影響等關於史學的重大問題。此前，由於李大釗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重要影響，以及他所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史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研究曆史的任務》等文章的廣泛影響，《史學要論》的這一曆史性地位就顯得十分突出了。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迅速發展。首先是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出版，在中國開辟了人們以唯物史觀認識中國曆史的道路。其次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展開，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的發展。再次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在通史、社會史、思想史等領域，產生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盡管它們還有一些可待商榷的地方，但這一思潮的方向和氣勢無疑顯示出了中國史學的新活力。最後是1938年翦伯讚出版《曆史哲學教程》一書，對“曆史發展的合法則性”、“曆史的關聯性”、“曆史的實踐性”、“曆史的適應性”、“關於中國社會形勢發展史問題”等問題一一予以闡述。作者在全書最後寫道：“人類創造曆史，但不能完全依據主觀的意識自由地創造出來，而必須要以其主觀的意識順應著曆史的必然，即客觀的情勢，才能創造出來。所以當著今日這樣一個偉大的曆史變革時代，我們為了改變曆史，創造曆史，爭取有利的客觀環境，加強主觀的創造作用是必要的：因而對於作為指導現實鬥爭的最高原理的曆史哲學，也就有其重要性。”[34]從《史學要論》到《曆史哲學教程》，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在理論形態上的重要發展。侯外廬在1946年指出：“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於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曆史與思潮了。”[35]這一段話，大致概括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