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說的新曆史考證學，是相對於中國古代的曆史考證學而言的。中國古代的曆史考證學在清朝的乾嘉時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世所共知。近百年來的中國曆史考證學在繼承、發揚乾嘉考證史學派之“實事求是”原則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故謂之新曆史考證學。新曆史考證學的出現，有兩個關鍵：一是新材料的發現，二是“二重證據法”的采用。王國維正是新曆史考證學的開山。1925年，他在《古史新證》總論中寫道關於中國古史，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自孔、孟、司馬遷以下已注意此事，但都難得到“充分之處理”。“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22]他講“古史新證”時，所舉“地下之新材料”指甲骨文字和金文，而他的《觀堂集林》則還涉及漢、唐曆史和簡牘與寫本的利用。可見，新曆史考證學不僅發展了傳統的曆史考證學，而且也顯示出跟“新史學”思潮的不同特點。
1934年，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總結了王國維治學的思想和方法：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是取少數民族之故書與中原王朝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陳寅恪認為：“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23]這個評價，不僅擴大了“二重證據法”的內涵，而且把它視為具有開“風氣”和示“軌則”的普遍意義。陳氏本人也是新曆史考證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這些話，對於推動這種“風氣”、實踐這一“軌則”，起了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治史，其方法亦大較同此。其不同於王國維者，是他更注重於史事、製度的淵源流變。如他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一書，即是“綜合舊籍所載及新出遺文之有關隋唐兩朝製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論其源流，成此一書”，以補“吾國史學之缺憾”[24]。他以詩文證史，如所著《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也是這方麵的開創性傑作。